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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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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29 08:23: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敏(1926年8月—2019年1月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申纪兰

  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孙家栋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延年

  李延年,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11月生,河北昌黎人,原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1945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20多次,是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战斗英雄。离休后,他初心不改、斗志不减、本色不变,积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充分展现了一名老革命军人、老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荣立特等功一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获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张富清

  张富清,男,汉族,中共党员,1924年12月生,陕西洋县人,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凤支行原副行长。他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浴血疆场、视死如归,多次荣立战功。1955年,他转业后主动要求到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连儿女对他的赫赫战功都不知情。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战斗英雄”称号两次。




袁隆平

  袁隆平,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




黄旭华

  黄旭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屠呦呦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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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08:32:53 | 显示全部楼层

“友谊勋章”获得者名单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新华社发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男,1931年6月生,古巴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领袖,长期担任古巴党和政府重要职务。对华友好,积极促成古巴在拉美地区率先同新中国建交,是中古关系的重要奠基人、中拉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对华关系确立为古巴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并坚定致力于将古中友谊发扬光大,在重大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关键建设性力量,支持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新华社发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1955年4月生,泰国籍,泰王国扎克里王朝王室主要成员。深受泰国民众爱戴。对华十分友好并怀有深厚感情,中国文学、历史文化造诣深厚。已访华48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泛、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泰友好,为中泰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曾参加我国庆祝香港、澳门回归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在涉及中方重大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心系中国人民,在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新华社发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男,1942年1月生,坦桑尼亚籍,坦桑尼亚前总理、前外长,坦中友协会长。非洲知名外交家,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秘书长。对华怀有深厚友好感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为巩固和促进中坦、中非友好合作、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杰出贡献,并与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高度赞赏我国发展成就,始终主张中非应不断加强友好交流合作,支持中国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重要作用。曾多次访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有关活动。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 新华社发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

  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1935年2月生,俄罗斯籍,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57年参与创建苏中友协,1960年进入苏联对外友协工作。1989年当选为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并赴苏联(俄罗斯)驻华使馆工作,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推动中苏(俄)民间外交作出杰出贡献。现年84岁,仍坚持工作在中俄民间交往第一线。其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俄罗斯和中国:民间外交》一书,用大量详实的图文资料真实记录了两国人民7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曾获“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和全国对外友协“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让-皮埃尔·拉法兰 新华社发

  让-皮埃尔·拉法兰

  让-皮埃尔·拉法兰,男,1948年8月生,法国籍,法国前总理、法国政府中国事务特别代表。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拥有重要国际影响力,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和中法全方位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享有较高声誉。曾作为法国总理在“非典”期间坚持如期访华,给予中国人民极大政治和情感支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曾作为法国总统代表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积极为法国、欧洲各界客观认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建言献策。发挥“中国通”优势,利用各种场合和平台宣介中国,增进中法友谊,与夫人合著《中国的启示》一书并在我国出版。积极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为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奔走努力。

伊莎白·柯鲁克 新华社发

  伊莎白·柯鲁克

  伊莎白·柯鲁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生于中国成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越重重封锁来到边区,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半世纪之久,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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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08:34:42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  漪

  于  漪

  “人民教育家”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卫兴华

  卫兴华

  “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王  蒙

  王  蒙

  “人民艺术家”

  王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文教

  王文教

  “人民楷模”

  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他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印尼回到祖国,曾多次获得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双打冠军。退役后先后执教福建羽毛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982、1986、1988、1990年汤姆斯杯团体赛冠军,涌现出56个世界单项冠军。荣获国际羽联“终身成就奖”。

王有德

  王有德

  “人民楷模”

  王有德,男,回族,中共党员,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启民

  王启民

  “人民楷模”

  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他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敢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技术突破了国内外认为不能开采的禁区。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继才 新华社发

  王继才(1960年4月—2018年7月)

  “人民楷模”

  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苏灌云人,江苏省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燕尾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1986年开始,他和妻子奉命守卫开山岛,32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为国戍海,自己动手修缮营房、建设哨所,坚持每天巡海岛、护航标、写日志,坚决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国防和海防事业。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艾热提·马木提

  艾热提·马木提(1969年10月—2016年9月)

  “人民英雄”

  艾热提·马木提,男,维吾尔族,中共党员,新疆皮山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从警27年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发挥反恐处突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事事冲锋在前,带领公安干警成功侦破一系列案件。2016年9月在搜捕公安部A级逃犯时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铮铮誓言。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布茹玛汗·毛勒朵

  布茹玛汗·毛勒朵

  “人民楷模”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乌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她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50多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最少要走20公里山路,在她守护的山口,创造出无一例人畜越境事件的守边业绩。她积极宣传爱国护边工作,在边境线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这些“中国石”成为当地护边守边、彰显爱国情怀的象征。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叶培建

  叶培建

  “人民科学家”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申亮亮

  申亮亮(1987年8月——2016年6月)

  “人民英雄”

  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南温县人,原65307部队70分队班长。他从军报国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训练刻苦,熟练掌握连属主战装备,精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

  朱彦夫

  “人民楷模”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退伍后用自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富裕村。他身残志坚,用残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

  麦贤得

  “人民英雄”

  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生,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司令员。1965年“八六”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钢铁战士”。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李保国

  李保国(1958年2月—2016年4月)

  “人民楷模”

  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道豫

  李道豫

  “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

  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和处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

  吴文俊(1919年5月—2017年5月)

  “人民科学家”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张  超

  张超(1986年8月—2016年4月)

  “人民英雄”

  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湖南岳阳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2015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2016年4月,执行任务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被追授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模。

南仁东

  南仁东(1945年2月—2017年9月)

  “人民科学家”

  南仁东,男,满族,群众,吉林辽源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  怡

  秦怡

  “人民艺术家”

  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

  都贵玛

  “人民楷模”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  地

  热  地

  “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就西藏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顾方舟

  顾方舟(1926年6月—2019年1月)

  “人民科学家”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高铭暄

  高铭暄

  “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

  高德荣

  “人民楷模”

  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退休后,继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

  郭兰英

  “人民艺术家”

  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

  董建华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重要贡献。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2018年11月去世)

  “人民科学家”

  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

  樊锦诗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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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08:37:33 | 显示全部楼层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共产党员网

  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拟决定向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最高荣誉。颁授为什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此次评选经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些种类名称?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此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具体程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各方面的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草案说明时表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次授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国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此外,对于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后(即2016年1月1日之后)去世的,可以追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标准和功绩导向

  沈春耀介绍了决定草案起草的工作过程和此次颁授活动把握的基本原则。

  据了解,2019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对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选工作作出整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各项工作始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各地区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担归口评审任务。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取专家及相关部门意见、党组会(党委会)会议研究等方式,对本领域初步建议人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定了人选排序。

  在充分参考归口评审单位排序意见基础上,经全面比选、综合平衡,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开展考察工作。8月上中旬,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8月23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8月27日至9月2日,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得到全社会广泛和高度认可。

  沈春耀说,评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最高标准,坚持功绩导向,以实际贡献为最重要衡量标准,坚持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反复比选、好中选优,确保建议人选经得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国勋章” “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人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国家荣誉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授予时确定。

  据悉,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 “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等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此次评选突出时代精神,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鲜明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优先考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注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适当考虑各方面情况,合理确定人选。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第一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作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为开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关于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对于切实彰显宪法精神,增强全民宪法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沈春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隆重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就是通过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他们国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他还指出,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勋章荣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树起标杆、立起旗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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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08:39: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2019年9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

  一、授予下列人士“共和国勋章”:

  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

  二、授予下列外国人士“友谊勋章”: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

  三、授予下列人士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为楷模,大力宣传他们的卓越功绩,积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8日 07:24 来源:新华社 编辑:田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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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新人热心会员推广达人宣传达人

发表于 2019-9-29 08:55:56 | 显示全部楼层
苍梧听风 发表于 2019-9-29 08:3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2019年9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

钦慕英模高风,开阔人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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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23:33:41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视解读:首次集中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有何特殊意义

2019-09-18 15:4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首次集中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一种怎样的荣誉?首次集中授予,又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杨禹的解读。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共和国用这种至高的荣誉去褒奖那些功勋模范人物,我想这是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崇英雄的强烈信号。中华民族历来就尊崇英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了重要指示。在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颁布了国家功勋和国家荣誉称号这样的法律;在2017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颁发了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条例。
    从宪法的规定到这一系列最新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为今天我们首次集中授予这样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功勋这样的称号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遵循。所有这些动作也体现了这两年我们大家经常讲到的一句话: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今天我们看到首次授予这样的功勋模范人物、这些光荣的称号,也体现出伟大的功勋是植根于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新中国70年就是英雄辈出的70年,在这个历程当中,有多少功勋模范人物跟我们一起、在我们身边引领着我们共同前进的脚步。今天我们看到获得这一些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他的功勋都不是在真空里诞生的,都是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在奋斗当中诞生的。
    新中国这70年之所以英雄辈出,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也正因为有这些英雄辈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才能不断地跋涉前进,不断地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去靠近。在这些荣誉称号和这些勋章的获得者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生动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丰厚的奋斗的书。在他们的事迹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今天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新中国前进的历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来见贤思齐,我们在这样的“追星”的过程当中也要来一起争做先锋。
    前天我们看到袁隆平院士去参加一个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万学子在校园里夹道欢迎,这样的“追星”是多么具有时代感。“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黄旭华,他早年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它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旭华,它的含义就是中华民族一定会像东方的旭日那样去升起!获得了人民教育家称号的于漪老师多次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经常反思我这辈子教过的课有多少写在了黑板上,有多少教到了孩子们、教到了学生们的心里。这次“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和屠呦呦今年都快90岁了,但是他们仍然奋斗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向着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成果不断奋进。我想我们去“追星”是因为我们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同时我们也冷静地能看到,民族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在“追星”的过程当中要见贤思齐、崇德向上,和这些国家勋章的获得者、和这些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一起去继续奋斗。我想,把这种奋斗书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上,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精神不断地传承下去,我们就能够共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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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9-29 23:35:01 | 显示全部楼层
于敏: 惊天事业,沉默人生

作者: 陈瑜 来源:科技日报  2019-09-24 14:49 



共和国荣誉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月17日,于敏的荣誉簿上又添重要一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生前面对荣誉,于敏始终淡然处之,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他,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隐形”长达28年。



肩负重任,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于敏,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于敏比自己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传统,都不称官衔,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杜祥琬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老于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型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培养的唯一博士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设计方案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敏锐严谨,让核武器科研少走弯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

    “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杜祥琬说,老于的治学作风极为严谨,这不仅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也源于他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谈话记录。“当时我起草了一份事关重大的‘决策建议’初稿,送老于阅改,他对其中几个不确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说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来,对这种科学性很强、责任又很重的工作,严格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学术浮躁的重要性,我没有问过于敏,但我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学术浮躁’为何物。搞学术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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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7 11:21: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

2018-10-03 10:04  《定位》杂志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次日,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山人海;《人民日报》特刊号外,争相传递这一信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此景让孙家栋感受到了毛主席说的话语:人民真是站起来了,真是扬眉吐气了!“我不是文人,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孙家栋说。



孙家栋院士

    孙家栋是“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者,那年,他41岁。三年前的1967年7月29日,年仅38岁的他,“被选择”到了刚组建的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这不是他的专业,而他,也不知道这项工作要怎么做。但那是一个“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的年代,“国家需要你去搞卫星,你就去,就是这么简单!”孙家栋说。3天后的8月2日,一辆吉普车将孙家栋接到新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从此开启了他的卫星之路,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包括很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阴差阳错进航天

    孙家栋出身于1929年4月8日的辽宁复县北老爷庙村,3岁时,随父亲迁往哈尔滨。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但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打算回老家。在得知哈尔滨解放后,孙家栋返回哈尔滨,并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都回家吃团圆饭去了。这天,孙家栋本来准备午饭后要去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家,但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吃,这使得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吃了晚饭再走,那年月能吃上红烧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51年留学苏联前夕的孙家栋,时任空军俄文翻译

    正吃饭时,学校主管人员来到饭堂向学员们宣读通知:新中国的空军要招人,有意者可自愿报名。不满21岁的孙家栋当即填报了从军申请,当天报名、当天批准,当晚他便登上了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列车去报到。1950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身着蓝军装、头戴制式帽的军人,从此踏入了航天大门——因为这顿红烧肉的机缘,孙家栋多年都记得,并且一辈子都爱上了红烧肉。
    进部队后,当时的空军第四航校在沈阳,学校急需俄语翻译人才,孙家栋因俄文优秀,被分配给苏联航空教官当授课翻译。
    1951年9月,孙家栋因品学兼优,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对孙家栋而言,能够来到这个在苏联、在军界首屈一指的世界知名学校深造,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留苏期间,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苏联的这所学校有一个规矩,每年将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一进大门最显眼为止的“明星榜”上,用以激励学生上进。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随着照片越来越大,能在“明星榜”上出现的照片数量也将越来越少——最上面的照片,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奖章”。
    孙家栋正是这枚奖章的获得者。毕业时,孙家栋以每年全优的成绩,将照片最大化的贴在“明星榜”的最上面——1958年3月10日,他登上了苏联红军俱乐部的领奖台,接受了这枚来之不易的纯金奖章。
    1958年初春的4月,孙家栋回到了中国。

从飞机制造到卫星研制

    回国后,孙家栋被分配到了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
    此前的1956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向中央建议,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当年10月8日,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航天发展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一年后的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这些留苏的学生中,有2/3回国后就被调到了这里从事导弹研制。
    尽管处在一个“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但当时的孙家栋脑袋里也还是转不过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航空,去搞导弹?”这让孙家栋这批人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就是没有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回忆说,他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帮爱国赤子的工作热情。孙家栋说,当时他感觉到的是,“哎呀,我怎么如此幸运!”因为研制导弹是比飞机制造还更尖端的技术,能将如此重任交给自己,孙家栋感到更多的是“国家对你真是信任!”
    于是,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一头扎进了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中,这一做就做了9年,“那时候导弹才研发到中程,仅一两千米的射程,我们的目标是要搞洲际导弹。”孙家栋说,为此,他们这批人已下定决心,未来一二十年均为此而奋斗。
    而人生的转折,有时候来得就是如此突然。
    早在1958年孙家栋刚回国那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主席也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并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然而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时,“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



上世纪70年代孙家栋在卫星研制现场指导研制工作

    为了确保1970年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目标,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这一年他37岁。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他,再次放弃自己熟悉的知识,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时候想法也很简单,叫去就去吧”,孙家栋说。
    孙家栋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由此展开。

临危受命,研发我国首颗卫星

    刚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时,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政机构已基本被“砸烂”,派仗正闹得激烈,此前研究卫星的队伍已经解散。
    “到五院后,找不到人,人都散了”,孙家栋说。于是,他们在现三环附近的友谊宾馆租了几间房,成立了办公室。随后,孙家栋挨家打听此前的那些人。“早上起来,挨个家找,找原来生产的地方,再顺着找当初生产的那些人。”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厂长已经被打成“黑帮”了,听说还有个管生产的老师傅,孙家栋辗转找到他,对方说,“也不知道那些人哪里去了,反正现在没人找我了”,孙说,“现在我来找你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将这个队伍串起来”。
    同时,孙家栋从一分院等地,提名了戚发轫、沈振金等18人,组建成首批队伍。这18人成为了后来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就折腾出什么篓子来”,孙家栋说,因为这些人完全不懂这个事情要如何做。“但有那份爱国热情在,大家一点都没有松懈,一心一意钻研,真是白天晚上都在干活。”
    很多在现在看上去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很可能是天大的阻碍。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卫星上就单是电池问题,就搞了很久,最后选了现在汽车常装的电池,“现在的汽车电池质量恐怕比那时候的质量还要好一些”,孙家栋说,“第一颗卫星总重量173公斤,其中电池就80公斤。”
    还有一些现在看上去甚至已难以想象的荒唐的事情。文革期间,街上到处都是毛主席像章,大家在做卫星设计时,也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孙家栋说,但像章加上去,就使卫星比原来沉了很多,火箭运不动,并带来了一系列散热等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在1970年4月24日发射升空,全国人民欢声鼓舞。

主持研发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第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之后,孙家栋甚至还来不及休息,就又挑起了第二颗卫星上天的重任。1970年5月,孙家栋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总体技术方案,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颗卫星成为中国第一颗长寿命卫星。
    “实践一号”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又紧张的投入到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这是一种用于国土普查的遥感卫星,被广泛应用于大地测量、资源勘探、资源普查、交通建设、城市规划等很多领域。经过孙家栋及其同事的努力,1974年11月5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升空前的综合检查,进入发射最后时刻。



孙家栋向王震同志介绍“实践一号”卫星情况

    当所有人员都在静等火箭点火时,卫星却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卫星内部自供电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卫星起飞升空,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两吨重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们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实际上这在当时,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需要一级一级申报批准,按正常情况绝不该由孙家栋发布。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指挥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这还不仅仅是技术风险,更可怕的是那无法承担的政治风险。”人们事后评论说。
    发射程序是终止了,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几分钟后当他醒来,立即布置工作,检查问题。
    重新准备好之后,15时30分,卫星再次点火发射。运载火箭却在点火飞行20秒钟后出现了失控现象,由于火箭故障,迫使发射场安全控制指挥员不得不按照发射故障处置预案,对火箭实施了安全自毁指令。顿时,卫星连同火箭在一声巨响声中随着爆裂的火焰炸成碎片,散落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面。
    那天的失败,令孙家栋及同事们始料不及,几年来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间,孙家栋都惊呆了,“脑袋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得当时就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
    事后,通过检查,发射失败的原因缘于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好,在里面断了,可外头胶皮套没断。孙家栋说,这次失败,给他们的教训最大,体会最深——造成这么大的失败,竟然是因为非常简单的一个细节。一年后的1975年11月26日,新一枚运载火箭和一颗新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再次发射,成功升空。
    这颗卫星按计划在太空运行三天,完成地球遥感探测任务后按预定方案返回了地球,在中国四川省中部成功实施了回收,获得了大范围的遥感探测资料。

勇挑重担,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1975年对中国的卫星发射来讲,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中国发射成功了三颗卫星。随后的几年,中国的卫星发射进入了快速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孙家栋也承担了更为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别人对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了解。对中国的火箭能力看不透,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怕你夺了它的市场。”孙家栋说,“所以当时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怎样才能推销出去,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懂,两眼一抹黑。”欧洲航天局局长当时对中国说,欧洲火箭从提出来,到真正找到第一个商业合同,用了八年的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孙家栋(左一)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为其颁奖

    孙家栋说,当时中国的火箭质量好、报价也比较低。国外发达国家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很厉害,千方百计来限制中国。诸如当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土地上,否则技术安全保证不了;或者说出口到中国怕技术泄密等;同时,对方又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场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在条文上非常苛刻。比如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不能拿多少个合同、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上市场上平均多少等。

    孙家栋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最终,5年后的1990年,中国拿到了第一个火箭合作合同。“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就是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当时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对方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75岁高龄再挑探月工程重担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坦言,从工程来讲,我们要离开地球,准确到达平均38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这远远超出了我们几十年近地空间的活动范围,会带来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如:轨道设计、轨道测量、轨道控制……。难,为什么还要去?风险很大,为什么还要去?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指导探月工程各系统的调试工作

    2007年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协调工作,有时候一周内要去多个城市;这一年,年近80岁的孙家栋10次进入发射场,在发射场指导了5次卫星发射任务,主持参加了近百个与航天有关的会议。老伴魏素萍心疼地说:“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好几双。”
    2007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同时“嫦娥”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我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歌声,在举国欢庆之际,孙家栋流下激动泪水。
    回想起这一段,孙家栋说,航天工程风险越大,越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去提高和改变。
    很少人知道,为了探月工程,孙家栋养成了“看月亮”的习惯。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老伴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阳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有时他在窗前一站竟是几个小时,折腾得老伴也睡不踏实,一会要给他披衣服,一会要给他搬椅子让他坐在那里看。老伴打趣地说:“月亮真这么好看吗,看够了,看出名堂了吗?”
    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29颗。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以来的全部过程。他动情地说:“搞了一辈子航天,我已经爱上了航天,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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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7 11:3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孙家栋:豁出命去爱航天,不计得失大忠诚

人物评论

豁出命去爱航天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80华诞之际,他收到当时健在的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贺信。

  他亲历、见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飞跃的全部过程。

  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或参与指挥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卫星,截至2009年4月北斗导航定位卫星成功发射,已达29颗。

  他拥有中国航天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和工程领导者之一,提出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三步走的实施方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是月球探测一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一位身板硬朗,朴实宽厚,少言寡语而又爱笑的老人。

不计得失大忠诚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能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我国首个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航天是高风险性的行业。1974年底一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十几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炸碎的碎块。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

  而研制探月卫星风险又要大得多:要冲破地球引力,飞向太空,更要能被月球准确捕获。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那可是件“输不起”的事。

  不仅如此,当时印度也在准备发射月球卫星,航天专家说,我国首个月球卫星即使晚于印度一天发射,就是成功实现绕月探测,也没法向国人交待。

  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航天的特点是:只要国家需要的事就去办。”

  孙家栋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事例太多太多。

  “文革”中他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总理汇报,奠定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的基础。那时,大家为了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有关仪器的研制者都设计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放在卫星里,可增加了这些大像章,火箭不仅打不动,而且还会影响仪器散热。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谁也不敢吱声。为此孙家栋曾彻夜难眠。在和蔼可亲的周总理面前,他鼓足勇气作了汇报,得到总理认可,保证了卫星质量。

  他也曾忘我工作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75年11月,为了顺利回收返回式卫星,他日思夜想,晕倒在现场。在1994年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美方商谈续签卫星发射合同,三天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为了航天,他不仅任劳,还能任怨。当他主持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后,由于当时“文革”混乱的状态,他却没能指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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